王学斌：加快推进公益诉讼立法 建立科学规范高效工作机制

“针对实践中各地在线索收集、案件调查、诉前建议、审查起诉等环节操作不统一问题，建议不断总结检察公益诉讼经验，加强理论研究，推进公益诉讼立法。”

加快推进公益诉讼立法　建立科学规范高效工作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王学斌

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领域和话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检察机关2020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51260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1.4万件，行政公益诉讼13.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倍和14.4%。

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成功办理一批比较典型的案例，积累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如青岛市涉湿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大河东河口生态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检察机关前后勘测23次，组织行政机关、环保专家、人大代表等论证14次，先后向十几家相关单位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恢复大河东滩涂湿地的功能属性，最终取得令人称赞的良好效果，昔日被严重污染的湿地变成了集革命教育、休闲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于一体的优美风景区。

山东省临沂市检察机关紧盯损害公益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发现并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65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44件，起诉14件，法院已审结并判决支持7件。此外，在“河长（湖长、林长）+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古树名木保护、补植复绿林木等公益诉讼领域，该市检察机关主动作为。

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并非自始就有，而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实践发展，为解决实践中环境遭受破坏而无人请求保护、恢复等问题，不断完善法治的结果。早在十多年前，2008年广州市珠海区检察院诉广州新中兴洗水厂损害赔偿案，2009年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诉李华荣、刘士密等5人盗伐林木损害环境补偿案等。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13个省市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7年6月，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赋予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正式入法。但到目前，我国还没有进行专门的公益诉讼立法。

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实施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立法不健全等原因，各地在实践中的线索收集、案件调查、诉前建议、审查起诉等环节存在操作偏差。我建议，要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在制度机制上进行全方位设计，加快推进公益诉讼立法。

第一，公益诉讼立法应充分考虑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的协同与区别，厘清关系，明确界限，协调推进相关诉讼制度的完善和统一；建立对行政机关、自然人、法人等的惩戒机制，完善公益诉讼全流程运行机制；严格区分民事、刑事及行政责任与公益诉讼，避免职责、界限混淆。

第二，公益诉讼立法应明确界定公益诉讼的范畴。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公益诉讼的范围为“4+1”，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烈权益保护。目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拓展公益诉讼办案范围，陆续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生产、互联网、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扶贫以及国防、军事等领域公益损害问题开展监督。但这远远不够，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也应该纳入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

第三，公益诉讼立法应明确界定公益诉讼时效和期限。我认为，不同的公益损害需要追究的时效可能有很大差异，应分别作出规定。另外，对于停止损害、排除障碍、消除危险、积极补偿等情形也应作出相关规定。

第四，公益诉讼立法应重视社会监督。公益诉讼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应放在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督上。立法中应写入重视人大、政协、人民监督员、群众等监督的条款。许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最先发现的往往是社会力量，应切实发挥这些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重视他们的意见建议。

第五，公益诉讼立法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法律，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环境保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衔接和一致性，避免出现矛盾。

第六，公益诉讼立法应注重强调检察机关的地位。检察机关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政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倾力配合。公益诉讼涉及面广、诉讼费用高、取证困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对诉讼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等，都需要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来协调解决。因此，我建议各级检察机关增加相关人员编制，建立制度纪律，提高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检察公益诉讼更全面、更合理、更有效地运行。

（讲述人：王学斌 采访整理：记者卢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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